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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1966——1976年)
1966年5月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等院校是这场动乱的重灾区，四川农学院和全国其他高等学校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学校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教学工作被迫停顿，招生中止八年。
第一节 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对我校的影响
一、“文化大革命”在我校的简要过程
1966年5月，十年动乱开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动了“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猛烈进攻”。学校于6月5日召开全校誓师大会，党委副书记叶萍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学校出现了一大批大字报。6月26日省，地委工作组进校，号召“火烧百分之百”，要“平地深挖三尺，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一时间大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弄得人人自危。奉上级指示，学校取消期末考试，停放暑假，毕业生也延期分配。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后，红卫兵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相继在我校出现。工作组于7月下旬撤出学校。
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冲击下，学校工作陷于停顿。一批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遭受到猛烈的冲击，纷纷被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群众则被污蔑为“牛鬼蛇神”。随着“破四旧”浪潮的兴起，红卫兵组织以“破四旧”为名，四处抄家，一些专家，教授、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家，都被非法查抄，全国知名学者，土壤肥料专家彭家元教授也就在抄家风中被迫害致死。
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0月，在校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不仅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少教师和职工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保皇派”，有的被批斗，有的还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校、游街。校内到处有辨论台和批斗会场，广大群众都被卷入这场风暴中去了。
1967年1月，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学校的造反派夺了四川农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和印章，成立了“临时接管委员会”。不久造反派组织之间因观点不同，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4月以后，随着派性斗争的愈演愈烈，在江青“文攻武卫”的鼓噪下，雅安掀起了长时间的大规模武斗。学校成为武斗主要据点，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被迫离校躲避。在武斗期间，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致残。1968年5月7日党委副书记叶萍被多次批斗后受迫害致死。1968年7、8月雅安武斗平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继后，地革委又派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雅安部队组织军宣队进校支“左”。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学校两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于11月19日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12月30日省革委批准成立了“四川农学院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由21人组成，军代表赵国良任革委会主任，原农场场长罗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被结合为副主任。各系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
学校从1969年元月起，在院革委领导下，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在全校范围内，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整党建党”、“教育改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派性的严重干扰，将不少革命干部和群众以办“学习班”名义关进“牛棚”，进行批斗。
1970年底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调整学校的领导班子，12月5日批准成立了四川农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由赵国良等七人组成，赵国良任组长，原党委书记赵光荣任副组长。
根据四川省革委委员会的通知：“立即组织高等院校教职员，学生到解放军农场、工地去进行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搞好斗、批、改，促进思想革命化”，全校有855名师生于1971年5月初分别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雅安部队在名山县的农场和本校农场，进行“斗、批、改”和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于1972年9月底返校，历时一年零五个月。
1971年9月省革委召开省教育工作会议，我院赵国良、赵光荣等五位同志参加。会议的中心是贯彻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指出，建国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这“两个估计”对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成绩作了全面否定，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纪要》还在其附件《关于高等学校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中，决定将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四川林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予以撤销。从此，学校行政管理松弛，教育经费减少，教学科研基本停顿。1974年6月4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函通知：恢复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西南民族学院。
同年由川省高教局通知学校恢复招生。学校经过八年停顿后，又开始招收学生入学，各项工作才重新运转。
1974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任命赵光荣为院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正挺任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罗曦轨为四川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名列罗凯之前)，免去军代表赵国良的院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回部队工作。
同年12月，夏戎到校任院革委会副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5年“四人帮”推行朝阳农学院的所谓经验，使刚恢复的教学工作又受到干拢。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全院师生员工万分悲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学校经过十年的动乱和破坏，才重新走上坦途，迎接教育战线上春天的到来。
二、“文化大革命”对学校的影响
1．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动乱，广大师生职工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迫害。在长达十年的浩劫中，一部分师生职工被打成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遭到肆意地批斗、打骂和凌辱。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对象，政治上受迫害，业务上被否定，身体上也受到摧残，在长达一年之久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83人，其中省管干部6人，教授、副教授15人，讲师22人，助教8，人，教学辅助人员4人,一般干部28人。在作法上，先定性，关进“牛棚”，再立案审查，使他们受到严重的伤害。已故院长杨开渠也被诬陷成“叛徒”，毁其碑墓。继任院长杨允奎被诬陷为“特务”，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任意批斗，对他的研究成绩全盘否定，抄查烧毁了他所选育的优良玉米自交系的试验资料，撤销了他主持的数量遗传研究室。“文革”中因受迫害和武斗致死的达21人。
在破“四旧”和抄家中，学校有28户，计43人被查抄。抄走字画、古玩、金银手饰、衣物餐具、存款单、公债券、书刊资料、笔记本等共2023件，其中贵重物品468件，一般物品1517件，现金20137元及粮、油票证等物。以上抄家物品在运动后期大部分清退，散失的钱，物也由学校作了适当的赔偿。
2．教学科研基本停顿
“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招生达8年之久，少为国家培养农业建设人才约三千余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相当一部分研究课题处于停滞状态，研究室被撤销二个，玉米自交系混杂，许多试验资料散失，对科研造成严重影响。
3．公私财物受到严重损失
十年动乱，特别是“武斗”期间，全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仪器设备，图书、家俱遭到严重破坏，其中仪器及机械设备损失折款63万3千多元，占原有仪器价值的40%，图书损失7万余册，价值11万4千多元，占原有图书的30%。其它设备损失达7万多元。
教职工私人财产的损失，也是严重的。除了教职员中28户遭到抄家所受的损失外，还因学校成为武斗据点，不少人被迫弃家离校，家中无人看守，财物遭到洗劫，损失的面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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