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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川农学院独立建院
(1956——1966年)
第四节 整风、反右等项政治运动
一、整风和反右斗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上旬，学校党委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和雅安地委的指示开始整风。5月中旬，院党委邀请学校行政各单位，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党支部书记学习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党委委员、副院长郝笑天传达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后，鼓励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鸣放。欢迎大家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特别是对党委工作和党群之间的矛盾。5月21日至24日党委又分别邀请各教研组，行政单位教研组、行政单位教职员代表分别举行了8次座谈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欢迎批评。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57位同志，对校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由于建院院址的选择，涉及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关系到学校当前和今后的发展，与会人员在鸣放中很自然地对建院的院址提出了不少意见。
院党委认为学校迁雅安建院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在广大的师生职工中涉及面广，不能回避。根据群众建议，学校成立了“建院专题研究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于1957年6月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要求小组成员对整风会上所提建院院址意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提出中肯建议，然后按正常的渠道，向上级反映。
6月8日党中央发出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6月9日农学系系主任杨志农教授等16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应邀去成都参加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会上的发言，较多的也是就迁院院址问题发表意见。杨志农、夏定友两教授根据学校迁雅安办学遇到的众多困难以及偏离文化中心对学校今后发展会带来诸多不利，作了不同意学校迁雅安办学的发言。当6月15日《四川日报》发表他们的发言摘要和高教局负责人关于迁院经过的谈话后，在学校部分师生(特别是学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他们认为《四川日报》登载的杨、夏的发言摘要断章取义，不全面，要求到成都去向《四川日报》反映，并在校内贴出多张反对的大字报和漫画。6月17日从中午到晚上10时左右，大批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三五一群地涌入学校，进校后就撕毁大字报，声称“是来反击右派的”，“要找杨志农、夏定友辩论”。从此，学校就从整风鸣放转入了反右斗争，中共雅安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反右派斗争。
由于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将“是否赞成学校迁雅安”，“是否反对群众进校”，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之一，使学校反右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不仅如此，雅安地委书记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揭穿四川农学院建院事件真象》的发言，说：“他们企图在中国搞匈牙利事件的试点”，并将学校保卫科在运动中为加强治安工作，维护校内秩序，而将治安保卫组扩大了部分党员学生，也说成是“反动机构”。将迁院事件错误地定为“反革命暴乱”上报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查院，后省法院批复定为“反革命闹事案，从而制造了反右斗争中雅安地区最大的冤案，在全省乃至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反右斗争中，杨志农，夏定友等7人(教师2人，学生5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85人被错划为右派(其中教职工29人，学生56人)，有305人被认为参加了“反动组织”，在政治上、工作上都受到严重影响。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整风运动进入一般鸣放阶段，院党委于10月25日报请省委宣传部批准，组织了教职员学生下放农村劳动。10月学校召开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动员报告会，要求下放的师生“先当农民，后当专家”，到农村安家落户，作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会后全校师生职工贴出大字报，或写了申请书，申请下放农村。全校先后于1957年11—12月和1958年2月批准255名师生，下放雅安地区农村(芦山县115人，名山县5人，天全县130人、雅安县5人)，其中教师66人(副教授1人，讲师9人，助教56人)，教辅员24人，行政干部45人，学生120人。下放师生在农村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大田生产，大办钢铁，改田改土，兴修水利和办公共食堂等，历时10个月，于1958年11月返校。
二、双反、交心等一系列运动
在反右斗争的基础上，学校开展了反浪费，反右倾保守为中心的“双反运动”和向党“交心”运动，开展了教育大辩论、红专大辩论，进行了“拔白旗。插红旗”和反右倾等等一系列运动。
1957年11月至1958年1月，整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内容是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主，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其目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用的却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全校共贴出大字报五千多张，提出有关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一万多条，在普遍的鸣放之后，就进入专题鸣放整改。
中央为了加强各级学校的领导，从中央机关中抽调一批干部下放各高等院校，1957年11月副院长王亦山到校工作，1958年12月调任四川省高教局副局长。同时来校的还有叶萍、郝计有、李玉景三同志，到学校后，先参加农学、牧医、林学三系的领导工作，于1958年7月15日正式担任三系的党总支书记职务。
1958年2月在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全校进行了科学研究专题整改。目的是贯彻农业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和勤俭办学的方针，进一步端正科学研究方向。但也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科研工作上存在的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2月下旬，学校举行了两次重点科研课题的讨论和辩论会，重点是针对两项科研课题及其主持人进行了批判性的发言。出席会议的有30多人。
在学生中则开展“红专”大辩论，主要批判“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等思想。而实际批判中，又大多界限不清，有简单粗暴的倾向，甚至对学生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的进取精神也进行了批判。
1958年8月5日，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双反”运动的指示，院党委召开了“反浪费、反保守”的动员大会，会后，在全校贴出大字报二万多张，揭露浪费和保守现象。
3月中旬，又形成了以反保守，扫“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五气”(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娇气)为目标，以“红透专深”为中心，来制订个人和单位“跃进规划”的高潮。在三天之内，从个人到单位，都纷纷用大字报贴出了“红透专深”的规划、誓词、决心书、保证书等。
3月底，在各单位和个人纷纷制定红专规划的基础上，相继召开了比交心、比立志、比干劲的三比大会和各种小型交心会，进而发展为以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向党彻底交心”的群众运动。交心的内容由开始的“一交”(鸣放反右斗争的问题)，发展到“五交”(解放以来对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历次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右斗争的错误言行)直到“百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各方面的反映)。达到“兴无灭资，大破大立”。在“交心”中，有部分教师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及历次运动，汇报了个人的真实看法，但却被看作右派思想，或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又受到批判。
随着“双反”、“交心”运动的发展，从5月10日起全院又开展教育大革命的大辩论。6月份，就转入“拔白旗、插红旗，的重点批判阶段。受批判的教师46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6人，讲师18人，助教15人。大会批判的17人(重点对象8人，还在院刊上登载)，小组或联组批判的29人。这些被批判的教授，副教授多数是有真才实学，在师生中有较大影响的教师，却被说成是“又白又空”的“白空专家”，严重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三、在大跃进形势下，大办农场，工厂
1958年全国出现大跃进，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在这种形势下，不切合实际的农业高产指标出现了，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错误口号也流行开来。3月，农业部在召开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校院长会议上提出：各个学校在整风，反右和双反，双比的胜利基础上，鼓足革命干劲，坚决贯彻教学、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的方针，认真执行“三勤”(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三放”下放农村，下放班级，向工农开门)和多快好省的办学办法。按照大跃进的要求，8月9日学校党委公布了《四川农学院1958—1962年跃进规划纲要》(草案)，全校出现了大办农场，大办工厂的热潮。
(—)大办农场。
学校勤工俭学是从多种服务性劳动开始，以后即转向农业生产，大办农场，开垦荒地、空地。学校作息时间，改为半日上课，半日劳动，后来发展到各系承包农场(包生产、包劳动、包技术指导、包管理)。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参加大田生产劳动，三四年级学生按专业从事农、林、牧场的专业生产劳动。当时除应届毕业生外出参加生产实习外，留校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农场的主要劳动力。在全国一片跃进的形势下，学校也搞起了水稻亩产2.5万公斤的丰产计划，水稻专家杨开渠院长虽一直对此持否定态度，农化系土肥专家彭家元教授也在政协会议上大声疾呼，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主观蛮干，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未被重视，“2.5万公斤水稻丰产栽培示范田”，终因秧苗腐烂枯死而告失败。
(二)大办工厂
根据中央关于学校也要试办工厂或农场的指示，在“敢想敢干，敢于向专家挑战，向权威挑战”的鼓动下，土法上马，修建石灰窑，开办水泥厂、农药厂、肥料厂、饲料加工厂、烤胶厂、兽药厂等，在短短的10天内，就办起167个工厂。同时在大办钢铁的号召下，学校也搞起土法练铁，练钢。1958年8月，学校还组织800多名师生开赴天全县修建高炉，另有下放师生120多人在当地修建公路，支援大办钢铁。1958年11月在下放师生返校后，学校根据“南京会议”精神，对各厂的原料和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只保留了机械、钢铁、肥料、农药、兽医、水泥等七个工厂。1959年2月再次调整，除兽药厂外，其它工厂全部撤销，到1961年底兽药厂也停办了。
四，全院师生下放劳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9月23日至30日农业部在南京农学院召开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育结合生产经验交流现场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决定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认为这是全国农业院校教学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是培养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措施。同时，中共四川省委批准省高教局党组《关于我省两所农学院师生下放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请示》。1958年11月学校根据中央指示和省高教局党组决定，开始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准备全院师生下放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较长时间的劳动锻炼。1958年12月，全校师生职工(老、弱、病、孕和必要的留校人员除外)共1539人下放农村。占全校师生职工总数的71%。下放地点有内江、郫县、雅安，荥经，洪雅，会东等县的农村人民公社、林场。同时，还有314名师生下放本校工厂，农场，其中教师31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2.3%，学生189人占学生总人数的11.8%。师生下放初期，首先是参加农业生产，以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为主，强调过好劳动关，生活关和群众关，逐步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后开展了一些教学活动，以生产为纲，搞好教学或现场教学，见啥学啥，缺啥补啥，学啥干啥，贯彻边学边改精神。课程开设采取理论结合实际，培养多面手，教学大纲以生产为中心，教学方法，主要结合生产,能者为师，强调土专家的作用，教学安排是两个“三结合”，一是教师、农民(土专家)、学生三结合，强调能者为师5二是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强调现场教学为主。学校组织了两套班子，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成立下放办公室，由干部8人组成，任务是到下放地点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成立生产教育委员会，由干部10人组成，负责组织领导校内的生产和教学工作。
1959年1月12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贯彻教育方针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会议提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主要方针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的发展。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正确处理学校教育中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教学相长的原则下，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在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等说法。学校党委于2月间召开下放大队，中队队长会议，总结两月来下放工作，交流经验和布置下阶段任务。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加强思想改造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师生关系等问题，提出第二阶段是以教学改革为中心，全面完成下放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三结合，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会议还对教学与劳动作了时间上的，调整和安排。会后，会同西南农学院党委联合向省高教局报告，请求批准下放师生陆续返校，下放本院农场，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学习。除一年级学生因数理化等课程需安排课堂学习和实验，已批准先行返校上课外，其余大部分师生均于6月份陆续返校。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院学生上半年劳动平均每人67.5天，学习日数平均67天。下半年劳动平均153天，完全没有上课。1959年上半年全院应开74门课，8237学时，6月返校后，补课2609学时，尚差5628学时，没有完成教学计划。
1958年下期，学校根据省高教局关于高校为工农开门，增加工农学生比重的指示精神，招收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干部和农民120名入学。先补习文化课一年，仅一人达到统考入学新生的水平，升入本科学习。其余学生，一部分进入专为他们开办的农业专修科，学满二年成绩合格的，予以毕业，一部分进入短期培训班学习，经过半年的培训后，准予结业。这批学员回到原地后都成了当地农业战线上的骨干。
五，反右倾斗争和持续大跃进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更长时间”。
学校反右倾斗争是从学校党员干部参加中共雅安地委24次扩大会议开始，整个斗争在地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主要批判所谓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的党员，学校有19位党员干部，教师受到了批判和斗争。这些被批判的同志，在1962年至1963年先后得到甄别平反。
“反右倾”斗争后，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又继续发展，曾经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开始泛滥开来。
1960年1月，学校又搞了科研“开门红”的群众运动，制订了1960年科学研究跃进规划。提出立大志、下决心、鼓干劲、攀高峰，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口号，要求大战一月开门红，做到月月有成果，节节(指节日)有礼献，实现全面满堂红。
1960年4月全校掀起学比赶帮超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采取挑战应战，打擂比武，献宝取经方式，插红旗，立标兵。30日召开全校群英会，评出26个先进单位，49名先进工作者，95名学生积极分子。其中出席省群英会先进单位代表2名，先进工作者代表3名，特邀代表1名(学生)，出席全国群英会先进单位代表1名，先进工作者代表1名。在此期间，牧医系家畜生理教研组和家畜繁育教研组各推出两位教师，开展了“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友谊对手赛”。
在中央批示太原市关于开展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决议和团中央同样的报告后，学校在5—6月间，一哄而起，大搞所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1900多名教职工和同学参加。最初是包括教学、科研、生产，生活，总务工作各个方面，随后即转入以实验室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共提出革新项目1533项。先后举行了二次现场会，两次革新成果展览会。还举行了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有13位学生作了学术报告。
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之后，学校从7月到9月又大搞群众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改革涉及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也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修订以及教材的编写。提出通过“五查”(查立场观点、陈腐落后、脱离实际、重复繁琐，遗漏欠缺等)，检查是否做到“两贯彻”(贯彻毛主席思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两反映”(反映最新科学成就和劳动人民的经验)，然后制定方案，展开鸣放辩论。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大破大立，把教育革命深入到教学领域中去，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大胆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猛攻教学中的少慢差费现象”，“打破旧框框，建立新体系”，课程体系要树立“一切为了高产的指导思想”等口号。
1960年9月学校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指示，9月5日由郝笑天副院长作了开展“三反”运动动员报告。参加学习人员共为216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讨论和群众检举揭发，有的人坦白交代了问题。10月7日，成立“三反专案组”，进行专案审查，至1961年3月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对21人作了处理。戴上贪污帽子的11人(其中法办的1人)，送劳动教养的1人，送劳动改造的1人，作为坏分子处理的1人，按违法乱纪处分，不戴帽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1人，免于行政处分的6人。以上21人中有1人开除党籍，1人党内察告处分，2人开除团籍。戴上贪污帽子的11人中，有1人后发现属于错案，及时作了纠正。
1959年11月，刘相模参加全国群英大会。
1960年1月林云调任我院副院长，1965午10月调省委工交政治部分配工作。
六，扩大办学规模，增加专业设置
1958年以后，学校在“大跃进”形势下发展很快，无论是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都急剧增加。
专业设置，19515年增设木材水运、采运机械、农机、植物4个专业，1959年增设农机系和果蔬、土壤农化、化学三个专业。1960年又增设农业物理、农业化学、农业生物三系和植物保护、遗传繁育、农业电气化、无线电技术、物理、农业物理、动物等7个专业。至此，全校共有6个系15个专业。它们是：农学、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农业物理、农业化学、农业生物系。农学、畜牧、兽医、农机、植物、果蔬、土壤农化、化学、物理、农业物理、无线电技术、农业电气化、遗传繁育、植物保护、动物专业。
招生人数，1958年招收新生574人(其中本科480人，专科94人)，1959年上升到708人，1960年达到807人(其中研究生1人，本科生806人)。1960年全校在校生人数达2050人(其中研究生1人，本科生1995人，专科生54人)，比建院初期增加了88.8%。教职员人数达696人，比建院初期增加了30%招生人数增加得过多，学校规模发展过快，超过了学校办学的承受能力，给教学和生活带来了不少困难。
随着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这些新上马的专业终因条件不够又纷纷被迫下马，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减少，许多仪器闲置，人员浪费，给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七、林学系独立建立四川林学院
1958年春林学系开始筹备独立建院，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于1959年10月3日在雅安正式独立为四川林学院，但部分师生仍在我校学习和工作。为了支援林学院，除调去专业课教师51人，教学辅助人员8人，工人15人外，还调去基础课公共课教师6人，行政人员20人，林学教学设备，全部随系调走。学校还调给林学院有关林业书籍5411册。
1973年四川林学院被撤销，原林学专业少数教职员又调入我校，1976年重新恢复林学专业。
八、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言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进入困难时期。当时，雅安地区的困难更为严重。全校师生职工和家属共3000多人的口粮要学校自行到外地拉运，蔬菜要求完全自给，肉、副食品的供应量也减少，师生职工和家属的体质下降。面对严重困难，学校党委带领全校师生职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除做好教学、科研工作外，并认真抓了以下工作：
(一)1961年下半年安排畜牧58级，兽医57级、58级的学生去西昌，农学58级，59级学生去邛崃进行教学和生产实习，以减轻学校生活供应上的压力。外出师生在安排好生活后，还认真进行教学，基本上完成了教学任务。
(二)抓好农场生产。
农场在安排好教学、科研用工用地外，认真抓好蔬菜，粮食的生产，并获得较好收成。1661年供应学校蔬菜55万多公斤，平均每月4.2万公斤，1962年春旱严重，经过全场职工努力，在质量和品种有所提高的前提下，供应学校蔬菜45万多公斤以及猪、羊、家禽等肉类近5000公斤，缓解了师生在自然灾害期间所面临的困难。
(三)做好作物品种和种畜的管理。
学校经过多年努力，搜集有各类作物品种3263个。其中水稻1816个，小麦272个，棉花130个，油菜320个，其它作物725个。畜禽品种方面，有乳牛品种三个193头，猪品种六个118头，羊品种8个51只，家禽品种14个1100多只。由于科研田间试验损失严重，粮食部门又停止供应畜禽品种的饲料粮，使得作物和畜禽品种有散失的危险。为了保护国家宝贵的财产，学校采取多种办法，做好作物品种和种畜种禽的管理工作，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这批重要的科研材料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以后科研工作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
(四)支援地方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学校虽然处境非常困难，但仍尽力支援地方发展农业生产。除抽调人力给予地方以技术支援外，还在1961年和1962年为附近人民公社提供各类作物种籽500多公斤，蔬菜种籽100多公斤，洋芋、薯类种3060公斤，各种菜苗近十万株，红苕藤2.5万公斤以及猪100多头，品种鸡1000多只，协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共同度过困难。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全校师生职工同心协力，终于战胜了生活上的困难。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学校又走上稳定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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