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进步社团在国立四川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洪流。国民党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抗战，另一方面又加强其法西斯独裁统治，打击迫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进步力量。为了推行法西斯教育，教育部于1938年12月任命国民党党棍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以后又任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续任四川大学校长。在程天放、黄季陆任职期间，加强了四川大学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活动，镇压广大教师和学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民主、反对迫害的正义行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为了壮大党的力量，更好地领导广大师生进行斗争，1937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工委的领导下，川大校内成立了党小组。1938年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成立党支部，7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成都市委决定川大党支部正式建立为党总支。年底，川大党总支进行调整，总支下设文，法、理、农、女生院五个支部，农学院支部书记先后为罗贤举、蔡定炽、王秋成。1940年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加紧镇压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成都形势急剧恶化，中共川康特委指示川大党总支紧急撤退。农学院党支部书记罗贤举和党员蔡定炽，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较久，组织上决定他们去延安。他们在去延安的中途，又返回成都，不久，罗贤举、蔡定炽(后叛变)和喻季姜(女，原抗宣二团团长)以及从延安回来读书的王尧，先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川大和农学院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川大党组织恢复前，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仍坚守岗位，继续隐蔽，“勤学，勤业、勤交友”，’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如农学院森林系党员李相符教授(李相符同志1927年入党，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联系的党员)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继续指导学生的革命活动。1946年秋季上级党组织批准川大重建党支部，党支部的建立，有力地加强了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1947年5、6月间，国民党统治地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川大党支部领导斗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大肆镇压学生运动。发生“六·一”大逮捕。在白色恐怖下，党支部负责人和一些进步学生暂时撤退。到7、8月间，上级党组织决定：由王琴舫、向定和、何懋金、杨俊等组成川大临时党支部，10月又决定改建为正式党支部，由王琴舫、严开明、向定和、杨俊和农学院农经系学生何懋金等组成。1948年川大党支部经上级批准改为党总支，并决定教师与学生分别成立支部，不发生横的联系。教师支部由总支副书记倪受禧兼书记。农学院党员有农艺系助教黎中明、李志成、植物病虫害系助教向登仁和农场干部陈耀纬四人，黎中明任农学院党小组组长。

党在领导广大师生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根据斗争需要，结合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不同的思想情况，先后成立了“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等进步社团。

“民主青年协会”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成都地区秘密的革命青年组织，1944年10月15日在成都市文殊院成立。共产党员、农学院森林系李相符教授直接领导全市民协筹建，和川大“民协”工作。

“民协”作为党的助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师生，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特别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除与民盟在组织上，工作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外，还注意与有影响的重要人士，如农经系主任、教授会理事长刘运筹联系，以扩大影响。以后川大发生的“李实育(森林系二年级学生、盟员)事件”、“三教授事件”(其中有森林系李相符教授)“四·九血案”等一系列斗争中，“民协”与民盟均互相支持，共同协商，团结了广大师生职工，使学生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党的领导下，川大民协还把发展进步社团作为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主要活动方式和主要措施，这就使得各种各样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44年冬至1947年夏，陆续诞生了20多个进步社团。这些进步社团，大都有共产党员、民协成员，民盟盟员参加并在其中发挥领导和骨干作用。影响比较大的，有农学院师生参加的有：

文艺研究会：它是川大较老的学术团体，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以后有一批党员、民协会员、民盟盟员陆续加入，并在其中成立了民协，民盟小组，工作日渐活跃。1945年后，农学院参加的学生有农艺系陈璧云、吕启光，农经系李远岑，魏凌冰，园艺系李远山、李明墚等。李朋1梁，吕启光等曾担任过该会负责人。

文学笔会：1944年下半年成立的。农学院学生参加的有江竹筠、魏凌冰、陈万堂等。出版壁报，经常举行文艺座谈会，报告会，纪念会和演出活动。

女声社和自由读书会：是1945年先后在川大女生院成立的。成员中有江竹筠等。出版壁报，宣传进步思想，提倡妇女解放。同时民协会员陈璧云等，发起组织自由读书会，成为女声社的姊妹团体。自由读书会主要活动是筹集资金、购买图书刊物供女生阅读，内分社会科学组和文艺组。负责人中有农艺系学生陈璧石、蒋智坤，农经系学生范莲芬。

时事研导社；前身是时论剪贴社，由外文系学生赵锡华(盟员)等于1944年秋季创办。农艺系学生张大成参加。开初以剪贴报纸中揭露时弊的评论以及盟军反攻日本的图片为活动内容。后来开展了时事演讲会、讨论会，曾邀请知名进步教授文幼章(加拿大籍)、杨伯恺(党员、盟员，烈士)、彭迪先(盟员)等在川大讲演。在社员中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1947—1948年间张大成曾任该社负责人。

自然科学研究社：1945年春，由民协会员、民盟盟员和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出版刊物，举办纪念晚会，学术报告会。成员中有农艺系助教黎中明、学生罗孟芹、陈璧云和张大成等。

黎明歌唱团：1946车下半年由盟员和进步学生发起创立。这是为了同官办的川大合唱团唱对台戏，推广秧歌；陕北民歌和各种进步歌曲，以歌咏活动形式团结教育全校青年而成立的。农学院参加的有农经系学生冯汝英、王成瑛、何懋金，农化系学生刘洋碧，以及农学院的助教等，何懋金曾任负责人。

科学时代社成都分社：该社于1947年正式成立，1948年6月改名为成都新科学社。在川大党组织领导下，由农学院农艺系助教黎中明领导，成员中有农艺系助教李志成、陈璧云、吕启光、农艺系学生蒋智坤、陈万堂、罗孟芹，病虫害系助教向登仁，黄天荣，农经系助教张积鑫，农化系助教端木道，农场干事陈耀纬以及理工两院和华西大学少数青年教师参加，是一个以农学院青年教师为主，团结革命青年的革命群众组织。编写有“新科学”小册子，并在成都进步报纸《西方日报》上编辑“新科学”副刊。“新科学”小册子除普及科学知识外，还登载过一些来自延安新华电台的消息，发给川大、华大一些青年教师。《西方日报》新科学副刊上也登载一些批评国民党的政论文章。

二、中国民主同盟在国立四川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开始吸收个人入盟。农学院森林系李相符教授也是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支部委员，川大民盟的工作由他直接领导。为了增加进步知识分子在民盟中的比重，李相符介绍了一批党员、“民协”会员和进步师生入盟。农学院民盟成员有农经系教授朱剑农，蚕桑系教授王道容，病虫害系助教向登仁，农艺系学生张大成等。

1945年下半年，李相符以民盟中央委员和四川省支部委员名义，代表上级民盟组织，组建了川大民盟区分部。李相符于1946年7月被川大解聘，转移到南京民盟总部。在李相符离校以后，川大民盟由化学系教师党员张万禄领导。后来，区分部分力学生区分部(主任委员是经济系学生刘光书)和教师区分部(主任委员是蚕桑系教授王道容)。民盟在当时虽然是国良党承认的合法政党，但它的基层组织并不公开。

川大民盟在团结上层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斗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如在川大发生的“三教授事件”后，盟员教授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教授，发起成立“川大教授会”，由经济系彭迪先蚕桑系王道容等商定，提请推举为人正派的国民党党员农经系主任刘运筹教授为教授会理事长，由盟员和进步教授任理事。这样就以刘运筹的国民党老党员的身份，既便于同川大校长黄季陆和国民党周旋，也便于争取中间教授。

川大民盟组织建立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由于党的坚强领导，“民协”的紧密配合，它一直处在激流勇进之中，为新民土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无论在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还是在转移外地从事地下活动中，抑或是监牢里，民盟盟员、都与民协会员在党的领导下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牺牲在成都十二桥的农艺系学生张大成烈士就是盟员。

三、为抗日救亡和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抗日战争。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7月四川省成立“抗敌后援后”。四川大学也成立“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该会在进步势力的推动下，开展各方面的救亡工作。在该会第二次常委会上决定设立“战时常识编译委员会”，推选委员20人；其中农学院有程复新教授、沈嗣庄教授、杨允奎教授。第三次常委会议，对农学院杨开渠教授捐献八月份薪金260元作为抗敌费一事，给予了表彰。

在四川省抗敌后援会领导权为国民党顽固派所篡夺后，1938年4月1日，川大学生向省动员委员会申请，成立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成都大、中学校有不少学生参加，宣传团人数很快达到三、四百人。由于是跨校组织，不便于精干活动，宣传团决定各校成立分团，川大文法学院成立了成都抗敌宣传第一团，理、农学院组成第二团。抗宣二团团长为王夫徽、副团长李常五、喻季姜(女、植物病虫害系学生，后为团长)。

1939年2月，川大抗宣一团，二团发起义卖募捐活动。同年5月7日，以川大抗宣一团、二团为主，在成都市内举行了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火炬游行示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在全市引起了较大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9年川大组织学生暑假农村服务团，来控制该团的活动，校方指派国民党员教授担任总指挥和正副团长。川大党组织亦决定通过抗宣一团、二团这两个公开组织参加服务甲活动，并动员了大批进步学生参加。由于服务团内进步力量较大，经费又有保证，因而在开展抗敌救亡的宣传活动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青神县工作期间，适逢“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服务团举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火炬游行，群情激动，盛况空前。

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十次反共高潮，过去那种大张旗鼓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当时，川大校本部和文、法、理三院已迁至峨眉，成都只留农学院及理学院的应用化学研究处，测候所和植物园。留在成都的抗宣二团和在峨眉的抗宣一团都停止了活动。两团在宣布停止活动会上，要求团员仍要为抗日救亡和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相继出版了各种抗日救亡刊物。从1937年1月车耀先领导出刊的《大声》周刊，6月被查封起，以后有《图存》、《救亡》、《战时学生旬刊》，《星芒》，《金箭》等出版。这些刊物都是川大学生主办，或是主要由川大学生写稿。到1942年1月成都地区大学部份教授创办《大学月刊》，农学院森林系李相符教授等对创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是月刊的编委，对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众抗日，搞投降分裂的种种阴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民党为了推行法西斯教育，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38年12月13日任命党棍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这一任命遭到四川大学部分教师的反对，最先由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三院长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会商(以后法学院院长曾天宇也参加)，以四院院长名议，电告重庆行营主任张群，请求暂缓发表程的任命。随即川大全校教授，讲师，助教举行大会，联名致电教育部，请求收回成命。19日，教育部训令饬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立即移交校政，仍由程天放先行任职，到校接事。川大当即召开教师大会，一致通过罢教拒程，并发表宣言。由于“拒程运动”没有进行深入广泛的动员，部分教师采取中立态度，相当多的学生还没有投入到斗争中来,在社会上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加之国民党对程坚决支持，四川军政当局也为程进行疏解，程任川大校长已成定局。这时党组织及时引导进步学生分析了形势，改变了斗争策略，变拒程为驱孟。由学生代表向程陈述改进学校意见：1.维护教授尊严，请全体教授返校复课，学校不得辞退一位，2．欢迎程校长建设新川大，尊重学术自由与独立，3．整顿学校内部，撤换秘书长孟寿椿。复课请愿团于7日在学校致公堂举行驱孟大会，刚刚接任校长的程天放，为了尽快平息事端，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9日，川大正式复课。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程斗争以驱逐孟寿椿而告结束。但是文学院长朱光潜、理学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长董时进在程任校长后都弃职离开川大。

程天放任校长后，对学生实行所谓“严密训导”的办法，于农学院内增设训导主任以管束学生。农学院战区学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高压统治的训导制度，特别是对训导主任张民权经常以扣发贷金(即战区学生向国家贷款维生)威胁学生听其调遣，深为不满。1942年12月21日晚发生了战区学生将训导主任张民权赶出农学院的事件由于“赶张”事先未认真宣传组织，虽然得到同学的同情，支持，但也有些教授支持张民权。师生互相矛盾，以至在22日出现教师，学生都未上课的情况。事后院方致函挽留教授，并开除了万寿康，何荣汾等6名学生，将事态强行平息下来。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反对和平，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对要求和平的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

1945年12月4日川大学生收到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寄来的呼吁书，叙述了12月1日昆明发生血案的经过。民协骨干当晚在森林系李相符教授家中开会，决定从5日起，全力开展宣传工作，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加6日举行追悼昆明四位烈士大会。在追悼会上川大特务嘘叫、漫骂进行破坏，李相符教授拍案而起，慷概陈词，愤怒地斥责国民党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倒行逆施。三天以后，正是“一二·九”运动十周年，成都市各大学师生数千人游行后，在少城公园集会，成立了“成都学生援昆反内战联合会”，声援“一二·一”血案的斗争，把川大和成都的学生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慌了手脚，造谣说从川大农学院森林系二年级学生李实育(民盟盟员)的寝室里搜出了所谓“制造学潮，攻击政府”等等秘密文件，还诬蔑李实育在援昆游行中带头呼喊所谓“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等口号，19日晚李实育被非法逮捕，反动当局向四川省高等法院特刑庭以“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等罪名起诉、审判，并大量制造舆论，妄图通过陷害李实育，打击学生民主运动。为了营救李实育，争取民主运动的胜利，李相符教授作了大量工作。他与陶大镛、文幼章等五位中外籍教授发表公开声明，证明学生游行时并未呼喊什么“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等口号，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陷害李实育的阴谋。李实育在法庭上与国民党法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用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特务制造伪证的卑劣手法。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和旧政协召开的历史时期，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一再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李实育。这些斗争,迫使国民党四川省高等法院不得不于1946年2月14日宣布李实育无罪释放。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接着又制造了诽谤，侮辱李相符、彭迪先、陶大镛的三教授事件。

1946年3月12月，川大图书馆墙壁上，贴出一张壁报，诬蔑森林系李相符、经济系彭迪先、陶大镛三位教授“吃卢布”，“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出卖祖国”等等。攻击的重点是放在指导学生运动的李相符教授身上，14日上午，又出现一张捏造的“李相符启事”，说他主张“苏军解放东北，应将东北送给苏联”等。三位教授和川大进步师生向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彭、陶两教授在课堂上宣布：如不处分这些反动家伙，我们立即辞职，向法院起诉。李教授声明：我对学生争民主。反内战的爱国行动，采取支持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是任何造谣中伤、诬蔑陷害所动摇不了的。在这场斗争中，民协，民盟，校内校外师生密切配合，在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校长黄季陆不得不开除肇事学生，暑假里又撤换了训导长和三青团干事长。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4日国民党签订了屈辱性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名为友好，实为出卖祖国，勾结美帝，以便进行全面内战的反动条约，在川大校园里立刻燃起了抗议的烈火，一部分学生开始在校内游行示威。发表了《国立四川大学为反对中美商约告各界人士书》，重庆《新华日报》也全文登载发表。

正当广大人民开展反对中美商约斗争的时候，1946年12月25日，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川大同学，特别是川大女同学反应极为强烈。川大党支部不失时机地组织了新的斗争，把反对中美商约和反对美军暴行结合起来；1947年1月5日在川大礼堂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除女同学发言外，农经系教授朱剑农也讲了话。大会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致电慰问沈崇，并致电蒋介石，杜鲁门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会后上街游行。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一再失利，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内又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教育危机，一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首先在京(南京)。津，平(北平)等城市开展起来。5月20日京、泸、苏、杭数千学生在南京请愿，惨遭宪兵特务的镇压，制造了有名的“五·二○血案”。5月24日晚，川大进步社团，举行时事座谈会，商讨声援事项。

这时成都各大学响应上海全国学联的号召，准备6月2日举行总罢课及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在川大党支部领导下，先于5月30日晚，在大礼堂召开响应平、津、泸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会，会后在川大校区内游行示威，并宣布罢课一天，以示抗议。

由于川大党组织了解到特务将要抓人的情报，及时转移了暴露的同志，6月1日大逮捕，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了反对国民党“六·一”大逮捕镇压进步学生的阴谋，农艺系，教育系，新生院，学生自治会等单位联合贴出壁报，强烈抗议“六·一”非法逮捕的暴行。壁报上登载了蚕桑系王道容教授对学生的谈话，“政府此次行动，好象一个临终的病人作最后的挣扎，是疯狂了，尤其是特务学生出卖自己的同学，太无良心”。

1948年成都学生为生活所逼，向四川省政府要求配给平价米。4月9日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川康农工学院等校的游行队伍到四川省政府请愿时，刚上任的省主席王陵基进行残酷镇压，132位学生被捕，200多学生受伤，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九血案”。事件发生后，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地下党成都市委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成立了“四川大学四·九血案后援会”，提出了“维护人权，反对迫害”的口号，向社会揭露王陵基的残暴罪行，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川大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和广大学生于1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教罢课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迫使王陵基不得不两次放人，但仍然扣留了所谓奸匪分子15人，其中有农学院吕启光、李明墚2人。为了尽快平息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蒋介石令川大校长黄季陆赶回成都处理事端。在黄季陆回校后，王陵基才将最后关押的15位学生于16日无条件释放。“四·九”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成都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1949年9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挺进，势如破竹，成都解放指日可待。川大校内师生思想激烈动荡，进步师生欢欣鼓舞，反动分子惶惶不安，中间师生疑虑徘徊。根据这种情况，川大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对中间师生着重向他们阐明党的政策和主张，稳定民心，同时教育他们提高警惕，防止刽子手王陵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和屠杀。对党员和民协会员，则提醒他们克服轻敌麻痹和骄傲自满情绪，严守党的纪律，谨慎地继续战斗。

为了迎接解放，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组织各系民协小组和进步师生，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教职工的政治态度和情况，敌特、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情况，学校的图书，设备，仪器以及各种档案资料的数目和情况。同时进行清理校产，封存图书，指派专人负责保管，并组织值班守夜巡逻。

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溃逃，传来了王陵基要“血洗川大”的消息。党组织和民协决定，动员各系大部分同学离校转移，同时留下没有暴露的党员，民协会员和革命群众保护学校，保护校产。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展迅速，成都很快得到解放，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四、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农学院农艺系学生江竹筠，公立四川大学农科学院学生黄宁康、农经系学生何懋金，农艺系学生胡其恩、张大成五位烈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全国人民的幸福，惨遭酷刑，坚贞不渝，面对屠刀，慷概捐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贯长虹的凯歌。缅怀先烈，继承遗志，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谱写新时期建设者的凯歌。

江竹筠(1920—1949年)，原名江竹君(即《红岩》书中的江姐)，女，1920年生于自贡市大山铺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春在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重庆从事地下斗争。1944年5月由重庆转移到成都。同年秋，以江志炜名字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1945年转入农艺系。在川大学习期间，川东地下党组织决定不给她转组织关系，要她以普通学生身份做好群众工作，壮大革命力量。按照这个要求，她置身于进步同学与中间同学之间，更多接近中间同学，对学运中的骨干分子，不露声色地给予支持帮助。因此，同学们都喜欢与她接近。1946年因革命斗争需要，离开了四川大学，回重庆作她丈夫彭咏梧(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的助手。1947年底，与彭咏梧一起在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一带从事武装斗争。1948年6月14日被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监狱，惨遭酷刑，逼供，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狱中难友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写诗称颂她：

你是丹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灵魂，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于中美合作所。时年29岁。

何懋金(1917—1949年)，男，四川万县人，19117年出生。1944年考入金陵大学农经系, 1945年转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何懋金在转入农经系前就结识了《新华日报》社的何其芳，194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大学习期间，他与全国学联保持着单线联系，发起成立“离离草社”，领导过黎明歌唱团。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起骨干作用。川大“四九血案”发生第二天，川大党组织派他到重庆活动，争取全川全国人民的支持。1948年毕业后，接受党组织派遣到万县组成川东工作队，何任队长兼支部副书记，从事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3月2日在万县被捕。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渣滓洞。时年32岁。

胡其恩，(1919—1949年)男，四川成都人，1919年出生。中学时因反对反动官员被开除学籍。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读书两年，因家境贫寒，被迫停学。1941年冬考入重庆农民银行训练班，1942年春分配到成都农行当职员，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常说：“国民党腐败无能，非推翻不可”。抗战胜利后，他订阅《新华日报》，收听延安广播，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了成都地下党领导的“职工联谊会”，经常回川大参加革命活动。银行当局认为他是危险人物，调往重庆北碚农行。胡离开成都后，仍与成都保持联系。1948年成都发生“四·九血案”，立即写信慰问受害学生，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不料这封信落入特务手中，同时还查出他向香港邮购进步书刊的汇款单，这样胡就以共产党嫌疑犯遭到逮捕，关进渣滓洞。在狱中，他担任单线传递消息的秘密联络员。坚定的革命信念，把胡锻炼成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总是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1949年11月27日壮烈牺牲。时年30岁。

黄宁康，(1905—1949年)男，四川岳池县人，1905年出生，1927年考入公立四川大学农科学院，不久参加了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协进社”，为该会创办的《活期》刊物投稿、捐款，成为该社的重要骨干，被选为学联代表。1930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成都多次镇压学生运动，黄宁康等学联代表出面向反动当局交涉，被无理扣押。释放后，于同年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到南充岳池等地，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在岳池县地下党特支改选时，担任特支书记。以后在进行地下斗争时，又一次被捕，释放后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1947年返回岳池县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党的领导下，为华蓥山武装暴动作准备。1948年黄和一些向志在茶馆聚会时，遭到突袭，均被逮捕。黄宁康从事革命斗争，四次‘被捕，忠贞不渝。1948年10月4日黄被押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壮烈牺牲。时年44岁。

张大成(1920—1949年)，男，四川郫县人，1920年出生于郫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张于1944秋年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第二年转入农艺系。他憎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反动，积极参加川大的历次爱国学生运动。他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社和时事研导社，1946年秋参加民盟，1947年至1948年间担任时事研讨社社长。在川大发生的“四·九”血案的请愿中，他是“伙联”成员，旗帜鲜明地高喊：“打倒王灵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王灵官是‘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1948年毕业回家，1949年5月在灌县中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2日被捕。在省特委监狱内遭受重刑，坚贞不屈。1949年12月7日被杀害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时年29岁。